一部影片　不同声音

伊平电影《红色恋人》是导演叶大鹰继《红樱桃》之后的“红色三部曲”系列之二，影片创作者宣称，该片要摆脱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模式，以全新视角演绎中共地下党人的生活……但是，当该片在火爆的炒作之后，记者却听到了关于这部影片的不同声音。

影片中的革命者靳的身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高层领导，他作出以自己的生命向国民党当局交换狱中爱人的举动，这和以前人们熟知的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共产党员形象相距甚远，这令许多观众大惑不解。中国影评学会秘书长章柏青认为，交换在某些情况下确有发生，但在影片中，靳主动提出交换，而且国民党竟又给了他的爱人秋秋自由，这是不可信的。中共地下党有非常严密的组织纪律，而且靳应该意识到自己比秋秋更有价值，他的生命是党的，不是自己说放弃就能放弃的。

对此影评家邵牧君也指出，这个故事不是一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不是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在这个三角恋爱中，秋秋明显倾向于美国医生，却献身于一个并不爱她的男人。如果是拍共产党员，首先要像一个共产党员，而事实上靳并不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情感放在第一位。所以影片塑造的人物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爱情至上”的人物。邵牧君分析说，事实上靳参加革命是为了追随爱情，如影片所说，靳的妻子去世后，他参加革命活动其实是对妻子的怀念，是对妻子的爱的一种折射，所以，他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该片男主演张国荣确切地说也是为演爱情而来，而不是为演共产党员而来。基于对影片的这种读解，他认为，《红色恋人》是一部具有很强娱乐性的言情片，而不是“革命历史题材影片”。

影片创作者说，过去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多着墨于英雄行为和英雄事件，这部影片将更多的篇幅留给情感。专家们肯定了影片的这种创新，但对片中的三角恋情一致用“奇特”二字形容。这和创作者不谋而合，但其内涵是否一致呢？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余倩认为，影片对感情的渲染浓墨重彩，但对爱情产生的心理基础展现过少，过程过于浓缩，只有一个故事的框架，以至爱情产生的可能性令人怀疑，也留下人为编排的痕迹。

与余倩教授的意见相反，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童道明则认为，影片追求的浪漫主义风格使它可以忽略生活的流程和细节的真实，而达到对情感的放大和张扬。秋秋“爱靳，就是爱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浪漫主义。青年影评工作者张卫也认为，这个爱情故事反映的是一种在信仰引导之下的激情和生命存在，感情因信仰而生，信仰与感情交织，忽略具体的交代过程则使这个带有哲学性的主题获得一种永恒的意义。这正是这个革命爱情故事创新的突出表现。

影片创作者说，所有的历史观众都已了解，影片要做的是展示人，因此影片的全新视角还包括对历史的虚化处理。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36年的上海，但影片对时代的虚化处理使观众感受不到1936年的上海，而且看不出革命者在1936年的任何革命活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罗艺军指出，影片的老上海味道不够浓厚。

影评家于敏认为，历史背景可以不在影片中全部展现，但至少应该有所体现，让人能多少感到一点是1936年的上海。而影片中不仅看不出时代特色，还出现了一些违背史实的内容。比如“飞行集会”是1930年左右上海出现的一种革命活动方式，在1936年早已不存在，没有经历过的人会以为这就是历史。再有，故事是发生在上海英租界，众所周知，租界是国民党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根本就不会出现影片中国民党警察直接在租界抓人的事情。

于敏认为，这些地方应该较真儿，这关系到表现历史时期和该时期人物要不要下功夫，要不要深入了解历史，提炼生活。作品中的人物不应是创作者凭空臆想出来的，而应是从生活中升华、提炼出来的。

明星效应、奇特的故事和奇特的人物，是人们早已熟悉的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特色。两位好莱坞编剧的参与创作或许是为了能使影片比较容易进入国际市场，但是他们的风格也必然影响到影片的内核。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认为，这是一个被好莱坞扭曲的红色情感，是“粉红色恋人”。他说，叶大鹰是一个很激情的、真诚的、有才华的导演，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红色的血液，我在看《红樱桃》时感动得流下眼泪。但我在看《红色恋人》时心情很矛盾，因为这部影片只不过被冠以“红色”。

黄式宪说，影片最大的弱点来自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根本看不出靳是个革命者。这个人物根本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国情，因此丧失了他的历史可信性。还有秋秋，一个孩子怎能分辨出父亲打死的是不是革命者？如果打死的是叛徒呢？她又怎能分辨出好多的假象呢？这些都是编造的结果，虽然影片在结构上具有某些诗情画意，确有感染力，但这正是好莱坞的一种梦幻色彩，它掩盖了内涵被抽掉的一种空虚。